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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 已经很久了本来是不大习惯看日本动画的，因为比较经典的大多是没有中文发音的，需要看字幕，很伤眼睛。但是死党从高中开始就不停地给我灌输动漫的概念，当然都是日本的：EVA，高达、钢炼、猎人、龙猫，后来跟海贼和火影，实在有点跟着没脾气了，就放弃了，转攻东京热和一本道的骑兵无了。昨天闲着无聊，看了N久之前下载的最终幻想圣子降临版，制作工艺就不必多说了，只是忽然想起当初看的EYES ON ME版，其中那两个戒指框在一起的项链很是流行了一阵。于是，发了神经，电邮让死党帮忙搞一个全套的最终幻想碟，临末了说：买不到，你就自己刻一张给我。直到发送了，才想起来那是已经很久的事情了，死党可能看到信后会很鄙夷地说：兄弟，那是已经很久的事情了，我已经不玩动漫了，现在哄孩子骑大马，每天磨老板加薪水才是正经事了。苦笑。
已经很久了？本来感觉不出来，需要仔细算算才吓自己一跳：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出国七年，居然和死党混了这么久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烟鬼平均年龄，算是混了四分之一的人生。两个人当初蹲在江滩喝着蓝带听装啤酒，吃着剪了指甲的烧烤鸡爪子的情景，仿佛就在身后，只要转头就能看见似的。
出来的人，大约是比较寂寞的，除了自己的家就是上班。和鬼佬上班是一回事，真正进入鬼佬的生活圈子就是另一回事了。就像那“雷得外焦里嫩”，“小攻、小受”不是华人听不懂；鬼佬也在不断改进创造新词汇，而要八卦鬼佬的那些生活杂志，实在不适合20岁之后才出国的人——语言是一个方面，思维的柔韧性已经不可转变了。而海外华人之间，似乎本能地知道彼此应该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朋友就更少了；至于从留学生熬成移民留下来的，手机上真正会打出去、打进来的中文名字的电话已经可以只用五个手指头算出来了。刚出来的时候，同学还是会偶尔Q一下，从风土人情、到最近如何，最后实在没有话说了，就彼此心照不宣地无视对方的在线状态了。反倒是读书的时候，大家似乎更抱得紧一些，记得还在留学生的时候，一次把手机落在图书馆，第二天领回来一看：几个未接电话，又是语音留言又是短信催骂的。现在手机的功能基本上只停留在闹钟和阅读器上了，很后悔把手机从冲值转成包月，浪费那600条免费短信了。
老婆总说其实是我个人的问题，对朋友的定义太狭窄了。难得聚会时，对第一眼看得不对路子的，基本上就不会再联系；几个还在保持联系的留下的朋友，平时也不大主动招呼。我总觉得，朋友似乎就是那种：你知道我在这里，有事就说话。老婆耻笑：果然79年的也算是70年代的人，跟你有代沟。
所谓活在当下，不仅仅是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心理，貌似我不具备这种，更多的时候总是想起过去，而且越来越开始容易狐疑自己的年龄了，今天做饭的时候居然脱口唱全了《三套车》和《打靶归来》！房客很严肃地问：你唱的是什么东西？房客是属猪的，我以为80后也应该知道这些歌吧，于是努力想让自己年轻，就哼了《怎么会》......然后也很严肃地对他说：这是成龙的歌，成龙以前拍片也唱歌的啊......最后还是放弃了，的确是已经很久了。 7月3日 升官记自从部门经理四月初被开了，大家的表现一时间里可谓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主动加班加点不说，甚至愿意一周上满七天的人都有，还要轮换着来照顾、平衡每一位的热情和积极性。做stockroom，基本上就是开叉车上、下货为主。但并不使每一个人都有叉车驾照，又赶上经济危机，超市暂停了所有的免费驾照培训课程，即使如此，还是有鬼佬同事Chris乘着空闲的时候拉着我帮忙教一下，想等熟练了，自己掏4百大洋去考试。总之，用值班经理的话来说就是：“从没发现，原来大家都是中国人！”我听得心里有些怪怪的，是好话还是坏话？
别的国家鬼佬如何不清楚，但提起kiwi，似乎国际上都普遍认为：懒。这个懒，主要是针对加班和享受福利而言，懒到什么地步呢？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教的是教育心理学，个人兴趣考了沙滩排球国际裁判资格，04年跑到雅典奥运会做裁判，回来之后一口气请了小半年的无薪假。为什么呢？因为她把裁判收入和上班工资一算发现，再不请假，就要少拿福利补贴了。这也难怪。新西兰个人收入所得税是20%，这还是针对年收入3万8以下的人，收入越高税越高。年收入3万8在新西兰据说是个“福利线”，这个数字以下多少都可以申请到一些补贴和福利，这个数以上，没有14岁以下孩子的家庭似乎就“只有出的没有进的”了。老爸说，什么福利线，就是咱们国内的贫困线嘛。也对。但就有kiwi真的不愿意上班，等着拿福利救济。救济金，大约是每周170刀左右的样子，如果是两口子的话，一个人在家呆着，一个人读书，还可以申请大约100刀的学生津贴和无息学生贷款。这样算下来抛开无息贷款，一年套现也有1万4，超过了“福利线”三分之一的收入，而且这个1万4可是真金白银，没有税的。所以，要让kiwi加班加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鬼佬的数学很差，但是有计算器就方便了，周薪一算，打个电话给福利局，就发现：我考！加班一天多做8个小时，结果福利减少了多少多少刀，实际收入不过多几十块钱，人还累死，NND 再不干了！
了解了kiwi的“价值观”，再看值班经理那句话，所以心里怪怪的。鬼佬嘴里的“中国人”大约都是好说话，能吃苦，加班加点最佳人选，但是贪财，势利，不团结。说懒鬼佬是“中国人”，我想那个经理更多的是透着后者的隐语吧——都在做突击表现，向往着那个部门经理的位置。不管怎么样，整个四月份就属我们部门最有活力和热情，除了有问题没人负责之外，几乎感觉不到缺了一个部门经理，这让大boss乐得跟什么似的，每天到部门来慰问大家，每次都是笑容灿烂，手舞足蹈的。同样的，大家也很热情，每次超市内部广播，都注意听71830这个号码——大Boss的办公室内线。只要有“stockroom某某，请联系71830”那就立马可以看见一双喷火的眼睛和其他更多同样喷火的眼睛。当然我自己也喷过，也被别人喷过。
鬼佬发明了“公平竞争”，所以要补缺部门经理也是要同时对内、对外招聘的。一般来说招聘广告要登出三周之后，再做决定。到了五月中旬的样子，大家就像约好了似的，就在部门经理被开除的第7周，这周的周六、周日缺人！谁都不愿意加班。平时上班也是没签收的货单往桌上一拍——到点走人，多一分钟不做。因为7周过去了，大Boss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连一个“个人谈谈”都没有出现。于是stockroom部门又开始了扯淡的混点下班走人状况。Lise问我：你现在还是早上五点上班？看我点头，很为我抱不平地说：凭什么啊！你的合同不是早上八点上班嘛，不干！你明天就八点再来，谁爱
干谁干去。这冬天，五点上班？！......给你工资加了？
上班的人都知道不能问同事间的工资，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估计Lise是急昏了头。看我摇头说没加工资，她似乎“放心地”哦了一声，然后继续为我打包不平。我心里只能苦笑。
五点上班，就要四点起床。别说是冬天，就是夏天也够呛吧。虽然说新西兰号称“四季如春”，但是冬天照样下雪、打霜，出门前照样要往车上泼水除冰。其实，新西兰的劳工法很健全，各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工会和劳工法律援助。Richard就曾经说，不干！又不加工资，你到工会寻求法律援助去。我还是苦笑一下，真那样做了，估计也别想在这里干了——国内国外都一样，谁要是个人单挑群体，都是等着被默哀的。更何况我顶着部门助理的帽子，别说工资时薪比他们多，就算不多一分钱，也照样该我顶着这个早班。为什么？“你是assistant manager嘛！”说这话的也是Richard，到点走人，丢下一摊货单的也是Lise，我也还是苦笑，劝自己：多做多pay嘛，反正老婆孩子都在国内度假，就当作多赚奶粉钱了。真的不干，也行。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就和Lise打赌一个星期的工资：别说我八点上班，哪怕我请假一天，第二天来，这些事情你们还是丢着给我做的。她看看我，除了打抱不平，就是不敢赌。人都是这样的，老妈说：锅没顶在自己头上。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吧，理解归理解，同情算同情，真要让自己上，那才是不干呢。
做过早班和夜班的人都知道，同样是8个小时，早班和夜班做下来比常白班痛苦很多。夜班是下了班睡不著——累过了；早班是下了班不能睡——这一睡下午觉，大约就是晚上7、8点醒，吃了晚饭再过四、五个小时又该上班，时间长不长短不短的，怎么办？只能下了班拖到晚上8、9点睡——整个儿和自然规律顶着干，人的感觉很不舒服，更何况基本上每天要做9个小时的活才能下班。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Boss在六月初和我关门谈话的事情，一个小时之后就被雪亮雪亮地曝光。Lise很关切地问：加工资了？我说，还没有，但是老大说基本上考虑让我做部门经理了。要换合同，改年薪制。那天剩下的时间Lise看起来很不爽，却又不请假，不早退，就这么白眼翻翻地熬到下班。后来几天，做事还是那个样，能拖就拖，反正不是她的活就决不接手帮忙，晚点下班更是没门。闲下来的时候，就是往其他部门穿门聊天。我其实很理解她不爽的心情，本来她的资格最老，在这里做了7年，要不是因为当时运气不好，考叉车驾照的前天晚上酒后驾车加超速被吊销驾照，耽误了叉车驾照考试，估计也轮不到Mike来做部门经理。Mike总开玩笑说盼着和我做“小儿女亲家”，但实际上烟鬼之间可能多少比较容易合得来一些吧，反正的确有点照顾我，“逼”着我去考叉车驾照，Lise又似乎“万念俱灰”地不再考了，结果好端端的一个老大五只小鬼，又突然说要加个经理助理，赶上刚刚拿下叉车驾照的我，连驾照还没更新发下来，成助理了。现如今终于盼到了虚位以待的时候，又被我后来居上给占了经理的位置。她心里肯定潮闷得和夏天高气压低气压，就是不下雨的心情一样。可同样的道理，理解归理解，同情算同情，还能怎么样？
kiwi办事很拖是出了名了。报警之后两个小时警察才到的事情，被坎特伯雷警察总监解释为：资源有限，考虑危及生命者优先，其他一般性案件的出警我们只能尽力而为。所以，从谈话到六月底，四个星期过去了一点后续动静都没有，让Lise很是诧异。她也不再老大长老大短的喊了，还是喊我colin。其实我倒宁愿她喊colin，喊老大的时候，一来听着口气别扭，二来，只要她一喊老大我基本都不能准点下班。她就能把几十份货单弄错了，然后丢给我，慢慢re-check.那天从早上五点上班，下午四点半才下班，就是拜她一句老大，所赐。货单输入她也能做，但是做错了要修改，只有我有授权密码，我不做谁做？还不是苦笑，劝自己：人家也是无心的，就是有心的，你又能怎么样？有证据？打小报告给大Boss? 到底这个部门经理是不是我，现在已经如同四点钟的太阳——传说中会出现，但是眼下连个影子都没有。
不过上周一天，她蹭过来说，我问过其他部门的经理了，年薪制加班是不给工资的，白做！你还每天做9个小时啊，要改改习惯了。我心里苦笑着，还是要很感激她的关心。自从上周起，她重新喊我colin，我已经基本上可以小赶慢赶地下午两点左右下班了。年薪制，我也是第一次接触。从来都是时薪，多劳多得嘛。但是一个月前老大谈话就说了：改签年薪合同，标准工作，每周5天，一共40小时。年薪除以52个星期，每周都是同样的定额工资。除非正常休息日经大Boss批准加班，平时超时工作是不给工资的，但是——看看部门经理的责任内容，你肯定不能在40个小时内搞定！至少经理不可能
比一般员工提前走吧，而经理至少要比别人早到半个小时。我其实也问过seafood的经理，怎么理解这个“不平等条约”。他说:“像我，合同是每周45个小时。但我基本上每周做50个小时。你也可以在规定时间里搞定，可是你这样会有太大的压力，基本上没有休息，更不提午饭了。所以我把每天算十个小时，慢慢做，第一不出错误，第二个人心情平缓不急。时薪规定了休息次数，年薪没有规定。当然，年薪还是比时薪多一些就是了。”我顿时明白了，就是国内的“包干”嘛！就像国内大学喝酒一样，一人五瓶啤酒，不管你是一口气吹还是慢慢喝，反正大家吃完的时候你喝完就行了。我还是心有不甘地说，“还是不公平啊。”那个部门经理就说，“不公平的事情也有很多人想着做呢！”说着他拍拍我肩膀，抬眼看了一下旁边的Lise。“我是过来人”，他是否想表达这个意思？谈不上支持，只是很理解我，也心里明白我们部门Lise最近上窜下跳的躁动。很有意思，人不分东南西北，国内国际，大多看着别人得了便宜，抱怨着老天对自己的不公吧。
今天下午，超市内部广播：“stockrooom colin, you have phone call on 71830.”接了电话，上楼，签字，换胸牌，内部局域网开放权限，时薪工资结余、带薪假清算、归零，然后握手。走下楼的时候脚步有点犯虚，心里憋不住地兴奋。升官记，从做这个超市的清洁工起，清理办公室垃圾，清洁员工厕所，洗马桶、小便池，清洁员工休息室；到做收银夜班，凌晨12点到早上8点半，直站得让人发虚汗；转到grocery做上货，整箱6瓶装2.25升的可乐，不停的搬；30公斤的大米扛在肩上扶着梯子往货架上堆；做仓储助理，开叉车，凌晨四点起床，没有一点食欲，也要强行喝着牛奶麦片；开着四面透风的叉车，下雨、下雪、就是下刀子也要下货；连续做11个小时的加班，看着电脑上10号字体的数字，两眼发红；一趟supplier chain做下来,休息时挖咖啡的汤匙不停地抖；部门经理、助理两个人的活我一个人干，给的工资时薪还是按助理算......曾经咬牙切齿忍住眼泪，硕士文凭，洗厕所；在女人堆里做“另类”收银员；发着烧也不想请假，积攒着能回国多待几天；从康师傅到统一、从白家到一丁，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kiwi的，打开方便面闻着味儿就犯恶心。
下班电话老妈说，“你总说要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说老爸当初在丹东零下二、三十度穿衬衣修飞机，才有今天。我今天算是做到老爸的一半了！”老妈呜呜地说，“好，好。买点东西和室友庆祝一下，奖励一下自己。”我想去再买一把瑞士军刀，waiter型的，简单、实用。 5月24日 随 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轻易地沉陷到感伤和回忆中。沾满泥泞的枫叶，在寒风中撇折倒悬的枯枝，还有咖啡店里偶尔播放的披头士和老鹰的旧歌，都让我心里一沉，有些不自然的压抑。 回来时带的一条烟已经抽完了，昨天下班顺路去三商买烟，看到了久违的大卫杜夫。店员似乎还记得我，没有等我开口，就从橱窗里拿了两包下来。我拿在手上看了看，微笑着摇头：两包云烟，谢谢。店员有些诧异又抱歉地换了烟，找了零钱。坐在车里，兴趣索然地点了一支，没有国内的香醇——一直听说新西兰的中国烟都是从澳大利亚进的假烟，也不能算是假烟，就是挂着国内的牌子其实并非真正的云南烟草。都说贵州的酒，云南的烟。从开始抽烟就一直是云南的烟，红梅、阿诗玛、红塔山、红河、云烟... 以前，仿着那个名人的口吻，动辄说：我只抽大卫杜夫。感觉好像有些品味超然和我行我素的潇洒。其实大卫杜夫和其他的洋烟一样，并不适合中国人的口味。看看烟丝就知道，发黑发硬，不像国内的烟丝，柔软的褐色。可能只是觉得那包装很有特色，就像七星简单的白蓝搭配，给人很舒服的视觉；大卫杜夫这个德国烟的红黑包装，给人很沉稳的幻觉，都不像国内的烟包装上花哨图案太多。其实，抽烟烧的都是钱，为什么不让自己烧得舒服点呢。所以，慢慢地还是回归本家，却又觉得本家的味道不正宗。 和小夏两个人坐着把最后两支烟抽完，小夏看看空盒子说：烟不欺人啊。我笑了，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古老”的烟民的口号了：抽烟的人有递烟的习惯，朋友间来蹭烟也是经常的事情。不管人多人少，烟民是很少出现手头烟不够发，让对方没面子。” 和小夏认识这两、三年，我已经被他磨得没有脾气了。我是个急性子，见风的。 “你想好了？”我揉着空烟盒，高举着做出投篮的姿势，结果，MISS。 的确，找工作和移民现在来看是两个问题。找工作只能算是有收入，但是不一定能移民；移民，不一定保证有工作，很多时候反而是要花钱的。工党在的时候，小夏就反反复复地做思想斗争：想两全其美，找到一份和专业对口的工作，工作合同有一份比较看得上眼的Job Title，和年薪。基本上，这个，很难！不是说没有，有的人有那个实力和机遇，顺风顺水的，而且还不屑于呆在新西兰；但大多数留学生面临的还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小夏就这么拖着，拖到现在，国家党执政，移民审批的细则变化已经很大了，对于大部分商科留学生而言：要有工作，工作必须和所学专业对口，工作职务必须是相当于经理一级，工资收入必须相当于3万8的人均收入线。小夏总在抱怨，我也总在抱怨。 小夏抱怨这个根本就是不可完成的任务。换成国内应届大学毕业生，人家凭什么让你一来就做经理？人均3万8的收入也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估计新西兰的金字塔结构也很“尖端”。我的抱怨大多是怒其不争，早就跟他说过，考虑清楚，马上操作。当时只是顺口打哈哈：人口只会越来越多，移民只会越来越难，移民就像大老爷们娶媳妇——只有剩男没有剩女。期间，我狠狠地鼓励他买个假工签，先移民再说。新西兰是有假工作的，公司开个虚假的工作合同，给一份4万左右的年薪收入证明，一个经理的头衔。移民局有的时候要查，就不定期查员工的帐户，看你是否平均下有这么多的收入。到底移民局玩不转市场，人家就是定期稳定地给员工帐户里打工资，但是每年三月份之前（新西兰的年度财务审核在三月），员工自己到银行开一张现金支票，4万的假工签，一般都要开2万的支票，“交还”给公司。开现金支票是因为不记名，没有公司的名字，转账记录移民局是查不来的。只是这个假工签太费钱：4万的工签实际工资只有2万，而税务局是按照年薪4万收税的，20%的个人所得税，算下来也是一笔倒赔的买卖。再说这样的工签大多需要两年以上的合同才能在移民局那里过关，而关键在咱们是有求于人，所以公司在这个合同的附加条款中，会有捆绑卖身的要求，当然不能明说，大家心里有数。不过真要是翻脸了，也就是个鱼死网破，只是为的就是移民，苦果也只能自己吞下去。 之所以劝他移民为主，其实是我不看好工签，即使是真工签也有被移民局拖着两、三年批不下身份的，说到底，工签不也是为了那张薄薄的PR标签纸吗？那为什么还要绕这么大个弯子？我不是想害小夏，只是想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完美的东西，但是很少，轮不到我们去拥有。赔上两三年，到底还是饿不死，有了身份再考虑继续读书找真工作，还是搞在职培训做下去。那时候再读书，有学生津贴、无息学生贷款，自己再打工，蹭点福利什么的，也未必比上班辛苦太多。如果不折腾了，呆在原地，公司也不会上杆子的往死里剥削，毕竟该赚的已经赚了，kiwi还是比较讲究和气生财的。其实，这就是：退一步死到临头，进一步其乐无穷的自嘲。 小夏不这样想，他抱怨，总觉得我运气好，赶上配偶加分的最后一班车，总希望移民局能再来一次“今年移民配额没有使用完”的大清仓，买一送一活动。我就说，就算是有这个机会，你有配偶吗？新西兰，只要能证明同居两年以上都算是配偶，在法律上和结婚没有区别，所以这里“男女朋友关系”却拖家带口有几个孩子的很多。听我这么一说，小夏当时就傻眼，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全心思在算移民的帐上，哪里还有时间考虑“额外开销”，出来的没几个是容易对付的，更何况你现在如此功利地幻想着借鸡下蛋？真爱也有，大多都是读书那个时候配上的，还是那个时候单纯，经得住折腾，也熬得过来。所以，小夏又狠狠地抱怨了我一次，还有点怀疑我和老婆是否以前听过“小霸王游戏机”的广告词：为了将来打基础。 现在，小夏想到奥克兰去了，毕竟号称是新西兰的上海，地方大、人多、出路也多一些。我没话可说，从朋友来说，祝他成功；从个人触觉来说，大约还是失败。总觉得他似乎没有搞清楚两个Key points，1、毕业后到底要干什么，不说移民还是工签，只问是想留下来还是回国？想留下来，就直奔身分，你就是爱国，那白字黑字的“绿卡”也只是贴在枣红色的中国护照上啊。侯龙涛那么爱国呢，“国仇家恨”的，不也是绿卡？怎么就绕不过这个弯？2、个人真本事有限的情况下，怎么移民？要是什么first class, second class之类的工程学优等毕业生，这都不是问题，还没毕业呢，公司都跑到HOD那里把你的联系方式和毕业论文都看过了，只等你抬爱，签字。一个“商科成灾”的学位，加上一个灾情严重的金融环境，你还能幻想什么？还敢幻想什么？本公司指望你来拯救世界金融？教育格林斯潘？ 临走前，我从荷包里又拿出一包没开封的烟，点了一支，莫名其妙地想起老妈总说我：两眼看天，异想天开。 5月23日 雨夹雪今天，基督城下了第一场雨夹雪。从早上六点到中午十一点，断断续续的，时而斜风细雨、时而冰雨骤爆，间或停顿的时候又是艳阳高照，让人手足无措，防不胜防。
做超市仓储货运的最怕这样的天气，本来就已经入冬，冷不冷的大家都有了心里准备，就是这坏天气让人受不了——不仅躲不了，还要“迎上去”。从早上六点开始，仓储就要开始接货、下货。一般牛奶、冰淇淋、面包都是要在早上七、八点钟搞定的，再来就是海产、各类生肉、冻肉，最后就是Grocery的大单下货。 若是平时天气好，这些都可以放在露天慢慢来: 分门别类，然后一Pallet一Pallet地运到室内仓库，给各部门打电话，来人验单提货。中间还可以插科打诨，也能消磨一些时间。 可是今天这鬼天气，把人折磨得不成模样了。除了冰冻的货物以外，所有的货都是急急地开着叉车就往室内冲。尤其到了Grocery的外挂加长大货车来的时候，人都快急疯了——都是纸盒包装的货，一被雨淋就完蛋，尤其里面还有烟和酒，这两项成本价格高，损失不起，大BOSS就站在旁边看着呢。开着四面透风的叉车，往返下货、运货，握方向盘的手冻得通红，连拿笔签单都是僵硬的。按说每两个小时半必须要有一个Tea Break的，这是制度也是法律规定的。我看着小夏连续在外面干了四个小时实在冻得不成人形了，就拦下他，让他休息。换手上车的时候，本想安慰他，说：Well done, mate. 可是握着的手硬得让人心里难受。 到底有多冷？几乎没停地开了四个小时的叉车，我坐上去，感觉不到坐垫一点暖和。真的感觉不到，而且很快自己也就麻木了，从脸到手，心情也开始烦躁，冲着仓库里面还有心思闲聊扯淡的人喊：pull the pallets away,just do your fucking jobs! 这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开骂，收到了点震撼效果。虽然单位规章制度什么的，规定不能fuck同事，但是fuck jobs是可以的，正所谓“对事不对人”。本来这句话不知道怎么表达，还是看以前的老大骂“事”才学会的，今天派上了用场。 午饭过后，老天似乎彻底放晴了。我看小夏还在时不时地搓手背，担心他细皮嫩肉该不会第一场雨夹雪就搞了冻疮了吧，据说有的人冻手、冻鼻子类似于习惯性的。武汉人都是怕冷不怕热，但我从来没有冻过。于是好心走到他背后，说：要不你提前两个小时回家吧，洗个热水澡。他摇着头，看看放晴的外面，又看看周围没有鬼佬，对我说：没事，天晴了。再说...早走两小时，没工资。我听得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转头自说自话：那你上楼去喝点热Milo吧...我知道你Tea time 用完了。自己把握时间吧，有我在这里帮你看着。 去年买房的时候，因为语言关系请的是一个香港的中介，当时完全不懂什么区好什么区坏，只看价格高低。中介就说：别看Linwood房价便宜，都是毛利人，酗酒闹事多；要么就是Labour class档次低，没有安全感。当时听得心里一怒，想骂：我就是劳力阶层的！ 临下班的时候，看着小夏飘飘的制服裤子，问：你没有秋衣秋裤吗？国内的那种全棉保暖的。他摇摇头，打卡走了,样子有点可怜兮兮的。本来想把自己一套还没开封的送给他，算了，算了吧。人要学着保护自己，大事、小事都应该如此，要自己动脑筋去想怎么做最好，怎么样保暖，到哪里买，找谁问，甚至比较买新西兰羊毛的还是从国内寄，这些都是要自己去学着考虑的。选择出来了，就没人可怜，要学着自己可怜自己。 12月29日 毕业典礼毕业典礼
新西兰的大学，每年有两次开学，自然也就有两次毕业典礼。一次典礼在１２月，另一次典礼在３月——因为留学生的签证一般都只能签到２月份，所以每年１２月的毕业典礼大多是以留学生为主角的。尽管后来移民局又“补贴”一条政策：留学生毕业后可申请半年开放式工签，寻找工作。不过中国学生还是习惯于１２月的典礼，毕竟３月份有时候又和中国新年冲突了，家长不太方便来参加。 在基督城，大学的毕业典礼分市区游行和市礼堂两个步骤：毕业生提前一天领取衣帽，然后在市中心广场集中，分专业，由各自系部导师，在司仪带领下从市中心广场出发。国外虽然很少讲究什么游行方阵，不过规矩还是有的：带队的司仪独行在前，高举着象征性的权杖；而紧跟其后的第二排，大多是由两个帅哥毕业生组成，分别举着校徽旗帜和城徽旗帜。其他毕业生则按所属专业的字母排序依次鱼贯而行。这市区游行大约有半个小时，沿哥伦布大街，走到维多利亚广场，再进入附近的市礼堂。在这游行中，根据当年毕业典礼的规模和学生数量，有的时候还会出动警察维护，进行暂时的交通管制。在自由的国外，大家早习惯了自由，当看到行人的赞叹、听到他们的祝贺、以及偶尔出现的“红灯行、绿灯停”的特殊待遇，所有的毕业生都会有点“春风得意马蹄慢”的骄傲！ 进入市礼堂后，一般是要分区再集中一次，同时还要等待凭票观礼的亲朋好友都入座完毕，才会启动正式的授学位的大戏——据说坎特伯雷大学以前的毕业典礼规定，市区游行期间毕业生是不允许戴上学位帽的——毕业生要一直夹着学位帽直到礼堂，由大学主席亲手颁发给毕业证书后，才可以戴上学位帽以显殊荣。现在的规定是：游行期间不限，但进入礼堂后必须脱帽，直到上台领取毕业证书后才再次戴上。 对于很多毕业生来说在礼堂里的等待，是一种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激动、紧张和兴奋。即使懒散惯了的鬼佬学生也不例外——厕所里挤满了人，大家似乎只能在小便器前才能感到一些轻松。当苏格兰风笛声悠扬地响起时，所有的喧嚣和嬉戏都嘎然而止。都是二十几岁的成人，却如同小学生老实又木衲地被导师摆来摆去，以便队形高低搭配。刚才的躁动一瞬间被压抑在心底，还能听到那怦然的心跳声。 厚重的礼堂大门缓缓地由里打开，迎面就看到礼堂台上嵌壁式的硕大风琴，几乎要触到屋顶。所有的灯光全部照向主席台上：传统而隆重的唱诗班居左，各系部导师居中，右边是全身披挂各式徽章绶带的主席，穿着最引人注目的大红色缎面博士导师的特殊学位服，在灯光的辉映下本该红色的学位帽几乎成了酱紫色，俨然成为了传说中的红衣大主教般的神圣。在所有的灯光中，只有一排白炽灯从礼堂大门一直照亮到主席台前沿——毕业生行走在这份纯洁而热情的灯光下。所有的观礼家属、朋友都早在大门打开的那一刻站立起来，翘首以盼，在这分外的荣光队伍中寻找自己的孩子、爱人、朋友、甚至是父母。这一路的行进不过２０多米，却似乎比游行的半个小时还漫长。礼堂中除了庄重的风琴声再也听不到别的——悠扬的风笛声被厚重的大门挡在身后，两种不同的琴声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待到毕业生完全入座后，观礼宾客才入座，最后才是主席台上的学校主席和导师入座。灯光恢复正常——顿时让人惊讶这眼前满满当当的一礼堂的“斗篷”！主席台上方悬挂的幻灯映像循环播放着各个系部的毕业生人数、人名、校徽和校园风景照片。 留学生在浑浑噩噩中，跟着别人张嘴不出声地唱完新西兰国歌，再次入座。主席发表的贺词，除了那一个“gratulation”再也没有听懂什么。这个时候，对于大多数留学生而言，筹划毕业论文时的洋洋洒洒数万单词和论文答辩时的侃侃而谈，应答机敏都像是突然丧失一样，英语能力骤时退化到“睁眼瞎”一般。一直要等到唱诗班离开，主席宣布第一个上台领取学位证书的系部、带队导师名字时，才如梦初醒。 新西兰继承英国的教育模式，即精英教育。既然是精英，授学位的过程也就要有个三六九等。这里不再按照字母排序，坎特伯雷大学以工程学而闻名，所以工程学毕业生是第一个上台的。而精英教育的结果就是分出了：一等毕业生，二等毕业生和毕业生三个档次，虽然学位证书还是一样，但这份殊荣不仅仅在于出场先后，也在毕业成绩单那一长串的A+中显赫而出。按照坎特伯雷大学一般学士学位三年修满，大概２０门课计算，一等毕业生要求所有课程最多只能有一门课低于B，至少有半数以上课程要达到A+。再考虑到工程学严格的大一３３％，大二２０％，大三１３％的淘汰率，“半数存活率”让很多人望而却步。所以，第一批上台的工程学一等毕业生一般不会超过三个人。也正因为如此，全场第一次的掌声是最热烈持久，往往胜过后面的红袍博士生。 当毕业生走上主席台时，几乎可以感觉到灯光炙热地刺穿斗篷，烘烤着整个人都不知所措：有的人忘了要提前脱帽，有的人忘了和主席握手，有的人握着主席的手不放，也有的人忘记说谢谢。然而当接过盖有漆印的学位证书，转身面对主席台下时——密密麻麻的毕业生，照相机闪烁的观礼席，甚至有一种挥动手臂高呼的冲动。对留学生而言，最难过的莫过于从主席台走下来回到座位的过程。为了不影响进程，会有司仪引导学生迅速归位。但几乎所有的留学生都要驻足在观礼席前张望一番——父母看到了我吗？看到我刚才的荣耀和光荣了吗？拍了照吗？录了像吗？效果好不好？帽子戴正了吗？绶带翻出来了吗？．．．．．． 两三个小时的授予学位过程结束，接下来就是“大宴宾客”：休息室里的甜点、饮料吸引不了留学生。在这人山人海中，同学拉着同学，孩子拉着父母，那样带着眼泪的笑容把留学生活的辛苦和辛酸都笑了出来。因为租借的“斗篷”一般是当天下午归还，所以市礼堂前，维多利亚雕像下，这些带着异国味道而又庄重的地方，往往需要排队、“借光”才能占据一时。而其实礼堂大厅里独家经营的镜框摊位才是最热闹的：标准的学位证书镜框，从简单木质镶边到木质雕花、镂空镶边，价格从５０元到４００元不等——４００元的往往卖得最好，“留学几十万都花了！省这几百块？！”这是很多留学生家长的爱子之情。 “先生？先生！请找我零钱！” 肖勇猛地一回神，看到有些愠怒的顾客，连声道歉。这已经是他今天第四次出现类似的情况了。看着顾客唠叨地离开，看了看收银机上的时间，已经下午６：３０了，该下班了，毕业典礼也该结束了。回到家，晚饭没有胃口吃，肖勇躺在床上劝着自己：别再想了，快点睡，明天还要上１３个小时的班呢！ 今天也是肖勇的毕业典礼，然而已经举债十几万的父母实在没有能力再去奢侈那一万多元的往返机票，连办公证、签证的数千元费用也是有心无力。肖勇开解着父母，“不就是带个帽子满大街溜达嘛，我拍了个照片，是个意思就行了。等我找到工作接你们过来，一样的......找不到，就乘现在多做点，我真希望汇率再多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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