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寒雨冷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轻易地沉陷到感伤和回忆中。沾满泥泞的枫叶，在寒风中撇折倒悬的枯枝，还有咖啡店里偶尔播放的披头士和老鹰的旧歌，都让我心里一沉，有些不自然的压抑。

回来时带的一条烟已经抽完了，昨天下班顺路去三商买烟，看到了久违的大卫杜夫。店员似乎还记得我，没有等我开口，就从橱窗里拿了两包下来。我拿在手上看了看，微笑着摇头：两包云烟，谢谢。店员有些诧异又抱歉地换了烟，找了零钱。坐在车里，兴趣索然地点了一支，没有国内的香醇——一直听说新西兰的中国烟都是从澳大利亚进的假烟，也不能算是假烟，就是挂着国内的牌子其实并非真正的云南烟草。都说贵州的酒，云南的烟。从开始抽烟就一直是云南的烟，红梅、阿诗玛、红塔山、红河、云烟...

以前，仿着那个名人的口吻，动辄说：我只抽大卫杜夫。感觉好像有些品味超然和我行我素的潇洒。其实大卫杜夫和其他的洋烟一样，并不适合中国人的口味。看看烟丝就知道，发黑发硬，不像国内的烟丝，柔软的褐色。可能只是觉得那包装很有特色，就像七星简单的白蓝搭配，给人很舒服的视觉；大卫杜夫这个德国烟的红黑包装，给人很沉稳的幻觉，都不像国内的烟包装上花哨图案太多。其实，抽烟烧的都是钱，为什么不让自己烧得舒服点呢。所以，慢慢地还是回归本家，却又觉得本家的味道不正宗。

和小夏两个人坐着把最后两支烟抽完，小夏看看空盒子说：烟不欺人啊。我笑了，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古老”的烟民的口号了：抽烟的人有递烟的习惯，朋友间来蹭烟也是经常的事情。不管人多人少，烟民是很少出现手头烟不够发，让对方没面子。”

和小夏认识这两、三年，我已经被他磨得没有脾气了。我是个急性子，见风的。

“你想好了？”我揉着空烟盒，高举着做出投篮的姿势，结果，MISS。
“想不想都是这样了。去奥克兰看看吧，都说那里找工作容易，毕竟大嘛就是火，对不对，成不成功也不去考虑，做了再说。当初对小夏说，要找工作还是要移民，你想清楚。想清楚了就快做，该买的就买，不要想着两边都得，很难。

的确，找工作和移民现在来看是两个问题。找工作只能算是有收入，但是不一定能移民；移民，不一定保证有工作，很多时候反而是要花钱的。工党在的时候，小夏就反反复复地做思想斗争：想两全其美，找到一份和专业对口的工作，工作合同有一份比较看得上眼的Job Title，和年薪。基本上，这个，很难！不是说没有，有的人有那个实力和机遇，顺风顺水的，而且还不屑于呆在新西兰；但大多数留学生面临的还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小夏就这么拖着，拖到现在，国家党执政，移民审批的细则变化已经很大了，对于大部分商科留学生而言：要有工作，工作必须和所学专业对口，工作职务必须是相当于经理一级，工资收入必须相当于3万8的人均收入线。小夏总在抱怨，我也总在抱怨。

小夏抱怨这个根本就是不可完成的任务。换成国内应届大学毕业生，人家凭什么让你一来就做经理？人均3万8的收入也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估计新西兰的金字塔结构也很“尖端”。我的抱怨大多是怒其不争，早就跟他说过，考虑清楚，马上操作。当时只是顺口打哈哈：人口只会越来越多，移民只会越来越难，移民就像大老爷们娶媳妇——只有剩男没有剩女。期间，我狠狠地鼓励他买个假工签，先移民再说。新西兰是有假工作的，公司开个虚假的工作合同，给一份4万左右的年薪收入证明，一个经理的头衔。移民局有的时候要查，就不定期查员工的帐户，看你是否平均下有这么多的收入。到底移民局玩不转市场，人家就是定期稳定地给员工帐户里打工资，但是每年三月份之前（新西兰的年度财务审核在三月），员工自己到银行开一张现金支票，4万的假工签，一般都要开2万的支票，“交还”给公司。开现金支票是因为不记名，没有公司的名字，转账记录移民局是查不来的。只是这个假工签太费钱：4万的工签实际工资只有2万，而税务局是按照年薪4万收税的，20%的个人所得税，算下来也是一笔倒赔的买卖。再说这样的工签大多需要两年以上的合同才能在移民局那里过关，而关键在咱们是有求于人，所以公司在这个合同的附加条款中，会有捆绑卖身的要求，当然不能明说，大家心里有数。不过真要是翻脸了，也就是个鱼死网破，只是为的就是移民，苦果也只能自己吞下去。

之所以劝他移民为主，其实是我不看好工签，即使是真工签也有被移民局拖着两、三年批不下身份的，说到底，工签不也是为了那张薄薄的PR标签纸吗？那为什么还要绕这么大个弯子？我不是想害小夏，只是想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完美的东西，但是很少，轮不到我们去拥有。赔上两三年，到底还是饿不死，有了身份再考虑继续读书找真工作，还是搞在职培训做下去。那时候再读书，有学生津贴、无息学生贷款，自己再打工，蹭点福利什么的，也未必比上班辛苦太多。如果不折腾了，呆在原地，公司也不会上杆子的往死里剥削，毕竟该赚的已经赚了，kiwi还是比较讲究和气生财的。其实，这就是：退一步死到临头，进一步其乐无穷的自嘲。

小夏不这样想，他抱怨，总觉得我运气好，赶上配偶加分的最后一班车，总希望移民局能再来一次“今年移民配额没有使用完”的大清仓，买一送一活动。我就说，就算是有这个机会，你有配偶吗？新西兰，只要能证明同居两年以上都算是配偶，在法律上和结婚没有区别，所以这里“男女朋友关系”却拖家带口有几个孩子的很多。听我这么一说，小夏当时就傻眼，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全心思在算移民的帐上，哪里还有时间考虑“额外开销”，出来的没几个是容易对付的，更何况你现在如此功利地幻想着借鸡下蛋？真爱也有，大多都是读书那个时候配上的，还是那个时候单纯，经得住折腾，也熬得过来。所以，小夏又狠狠地抱怨了我一次，还有点怀疑我和老婆是否以前听过“小霸王游戏机”的广告词：为了将来打基础。

现在，小夏想到奥克兰去了，毕竟号称是新西兰的上海，地方大、人多、出路也多一些。我没话可说，从朋友来说，祝他成功；从个人触觉来说，大约还是失败。总觉得他似乎没有搞清楚两个Key points，1、毕业后到底要干什么，不说移民还是工签，只问是想留下来还是回国？想留下来，就直奔身分，你就是爱国，那白字黑字的“绿卡”也只是贴在枣红色的中国护照上啊。侯龙涛那么爱国呢，“国仇家恨”的，不也是绿卡？怎么就绕不过这个弯？2、个人真本事有限的情况下，怎么移民？要是什么first class, second class之类的工程学优等毕业生，这都不是问题，还没毕业呢，公司都跑到HOD那里把你的联系方式和毕业论文都看过了，只等你抬爱，签字。一个“商科成灾”的学位，加上一个灾情严重的金融环境，你还能幻想什么？还敢幻想什么？本公司指望你来拯救世界金融？教育格林斯潘？

临走前，我从荷包里又拿出一包没开封的烟，点了一支，莫名其妙地想起老妈总说我：两眼看天，异想天开。

新西兰的大学，每年有两次开学，自然也就有两次毕业典礼。一次典礼在１２月，另一次典礼在３月——因为留学生的签证一般都只能签到２月份，所以每年１２月的毕业典礼大多是以留学生为主角的。尽管后来移民局又“补贴”一条政策：留学生毕业后可申请半年开放式工签，寻找工作。不过中国学生还是习惯于１２月的典礼，毕竟３月份有时候又和中国新年冲突了，家长不太方便来参加。

在基督城，大学的毕业典礼分市区游行和市礼堂两个步骤：毕业生提前一天领取衣帽，然后在市中心广场集中，分专业，由各自系部导师，在司仪带领下从市中心广场出发。国外虽然很少讲究什么游行方阵，不过规矩还是有的：带队的司仪独行在前，高举着象征性的权杖；而紧跟其后的第二排，大多是由两个帅哥毕业生组成，分别举着校徽旗帜和城徽旗帜。其他毕业生则按所属专业的字母排序依次鱼贯而行。这市区游行大约有半个小时，沿哥伦布大街，走到维多利亚广场，再进入附近的市礼堂。在这游行中，根据当年毕业典礼的规模和学生数量，有的时候还会出动警察维护，进行暂时的交通管制。在自由的国外，大家早习惯了自由，当看到行人的赞叹、听到他们的祝贺、以及偶尔出现的“红灯行、绿灯停”的特殊待遇，所有的毕业生都会有点“春风得意马蹄慢”的骄傲！

进入市礼堂后，一般是要分区再集中一次，同时还要等待凭票观礼的亲朋好友都入座完毕，才会启动正式的授学位的大戏——据说坎特伯雷大学以前的毕业典礼规定，市区游行期间毕业生是不允许戴上学位帽的——毕业生要一直夹着学位帽直到礼堂，由大学主席亲手颁发给毕业证书后，才可以戴上学位帽以显殊荣。现在的规定是：游行期间不限，但进入礼堂后必须脱帽，直到上台领取毕业证书后才再次戴上。

对于很多毕业生来说在礼堂里的等待，是一种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激动、紧张和兴奋。即使懒散惯了的鬼佬学生也不例外——厕所里挤满了人，大家似乎只能在小便器前才能感到一些轻松。当苏格兰风笛声悠扬地响起时，所有的喧嚣和嬉戏都嘎然而止。都是二十几岁的成人，却如同小学生老实又木衲地被导师摆来摆去，以便队形高低搭配。刚才的躁动一瞬间被压抑在心底，还能听到那怦然的心跳声。

厚重的礼堂大门缓缓地由里打开，迎面就看到礼堂台上嵌壁式的硕大风琴，几乎要触到屋顶。所有的灯光全部照向主席台上：传统而隆重的唱诗班居左，各系部导师居中，右边是全身披挂各式徽章绶带的主席，穿着最引人注目的大红色缎面博士导师的特殊学位服，在灯光的辉映下本该红色的学位帽几乎成了酱紫色，俨然成为了传说中的红衣大主教般的神圣。在所有的灯光中，只有一排白炽灯从礼堂大门一直照亮到主席台前沿——毕业生行走在这份纯洁而热情的灯光下。所有的观礼家属、朋友都早在大门打开的那一刻站立起来，翘首以盼，在这分外的荣光队伍中寻找自己的孩子、爱人、朋友、甚至是父母。这一路的行进不过２０多米，却似乎比游行的半个小时还漫长。礼堂中除了庄重的风琴声再也听不到别的——悠扬的风笛声被厚重的大门挡在身后，两种不同的琴声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待到毕业生完全入座后，观礼宾客才入座，最后才是主席台上的学校主席和导师入座。灯光恢复正常——顿时让人惊讶这眼前满满当当的一礼堂的“斗篷”！主席台上方悬挂的幻灯映像循环播放着各个系部的毕业生人数、人名、校徽和校园风景照片。

留学生在浑浑噩噩中，跟着别人张嘴不出声地唱完新西兰国歌，再次入座。主席发表的贺词，除了那一个“gratulation”再也没有听懂什么。这个时候，对于大多数留学生而言，筹划毕业论文时的洋洋洒洒数万单词和论文答辩时的侃侃而谈，应答机敏都像是突然丧失一样，英语能力骤时退化到“睁眼瞎”一般。一直要等到唱诗班离开，主席宣布第一个上台领取学位证书的系部、带队导师名字时，才如梦初醒。

新西兰继承英国的教育模式，即精英教育。既然是精英，授学位的过程也就要有个三六九等。这里不再按照字母排序，坎特伯雷大学以工程学而闻名，所以工程学毕业生是第一个上台的。而精英教育的结果就是分出了：一等毕业生，二等毕业生和毕业生三个档次，虽然学位证书还是一样，但这份殊荣不仅仅在于出场先后，也在毕业成绩单那一长串的A+中显赫而出。按照坎特伯雷大学一般学士学位三年修满，大概２０门课计算，一等毕业生要求所有课程最多只能有一门课低于B，至少有半数以上课程要达到A+。再考虑到工程学严格的大一３３％，大二２０％，大三１３％的淘汰率，“半数存活率”让很多人望而却步。所以，第一批上台的工程学一等毕业生一般不会超过三个人。也正因为如此，全场第一次的掌声是最热烈持久，往往胜过后面的红袍博士生。

当毕业生走上主席台时，几乎可以感觉到灯光炙热地刺穿斗篷，烘烤着整个人都不知所措：有的人忘了要提前脱帽，有的人忘了和主席握手，有的人握着主席的手不放，也有的人忘记说谢谢。然而当接过盖有漆印的学位证书，转身面对主席台下时——密密麻麻的毕业生，照相机闪烁的观礼席，甚至有一种挥动手臂高呼的冲动。对留学生而言，最难过的莫过于从主席台走下来回到座位的过程。为了不影响进程，会有司仪引导学生迅速归位。但几乎所有的留学生都要驻足在观礼席前张望一番——父母看到了我吗？看到我刚才的荣耀和光荣了吗？拍了照吗？录了像吗？效果好不好？帽子戴正了吗？绶带翻出来了吗？．．．．．．

两三个小时的授予学位过程结束，接下来就是“大宴宾客”：休息室里的甜点、饮料吸引不了留学生。在这人山人海中，同学拉着同学，孩子拉着父母，那样带着眼泪的笑容把留学生活的辛苦和辛酸都笑了出来。因为租借的“斗篷”一般是当天下午归还，所以市礼堂前，维多利亚雕像下，这些带着异国味道而又庄重的地方，往往需要排队、“借光”才能占据一时。而其实礼堂大厅里独家经营的镜框摊位才是最热闹的：标准的学位证书镜框，从简单木质镶边到木质雕花、镂空镶边，价格从５０元到４００元不等——４００元的往往卖得最好，“留学几十万都花了！省这几百块？！”这是很多留学生家长的爱子之情。

“先生？先生！请找我零钱！”

肖勇猛地一回神，看到有些愠怒的顾客，连声道歉。这已经是他今天第四次出现类似的情况了。看着顾客唠叨地离开，看了看收银机上的时间，已经下午６：３０了，该下班了，毕业典礼也该结束了。回到家，晚饭没有胃口吃，肖勇躺在床上劝着自己：别再想了，快点睡，明天还要上１３个小时的班呢！

今天也是肖勇的毕业典礼，然而已经举债十几万的父母实在没有能力再去奢侈那一万多元的往返机票，连办公证、签证的数千元费用也是有心无力。肖勇开解着父母，“不就是带个帽子满大街溜达嘛，我拍了个照片，是个意思就行了。等我找到工作接你们过来，一样的......找不到，就乘现在多做点，我真希望汇率再多涨点。”